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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鉴定

发表时间:2019年11月21 作者:路广照1点击:128次 收藏此文

迟来的鉴定

——记坚强的共产党员曾吉祥同志

 

作者:贵州地矿局(退休)路世敏

 

按语: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的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贵州省地矿局105地质大队已故党员曾吉祥同志,是我们身边的“张富清”式的英雄典型。近来在整理、编录父亲路世敏同志的文学作品手稿时,发现《迟到的鉴定》一文。受曾吉祥同志的事迹所感召,结合目前全党号召学习张富清同志的事迹的当下阶段,特将该文投稿待刊,以加强学习身边的楷模,做好身边的事为精神提引。

编辑整理:路广照

2019年5月26日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

这句话是曾吉祥老师傅的精神支柱,在最困难时期他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顽强地活了下来。

我与曾师傅并不熟悉,在水城搞勘探时,他是化验室的技术负责,我是测井组的技术负责,这两个部门都是地质科的下属单位。因这两项工作与队上的钻探生产关系密切,每次队上召开生产会议和队务会议时,除地质科长参加会议外,我们俩也是不会缺少的。会上见面多了、认识了,以后碰到了相互点个头也算是打个招呼。老曾比我大十来岁,一米六的个子,像个文弱书生似的,走路总爱低着头。很少听到他在会上发言,常常微笑的脸上总挂有一丝苦涩。

水城107队与关岭112队合并时,我们俩同时到了112队。他仍是化验室的负责,我则因为身体职业病的原因改行搞起了宣传工作,都住在队部基地,见面也就多了起来。后来112队与扎佐105队搞专业化撤并,曾师傅便随地质科调往105队。

1987年秋,有两位原107队的同事夫妇俩从105队调往广东工作。为给他们送行,我专程去了趟扎佐。

在那里,无意中碰上了老曾。老曾说有事告诉我,不等我答应,他一把抓起我的手拉进了他家,把我按到座位上。先是激动不已地说了一句话:“老路,我精神上解放了!”

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时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了呢。这时曾师母给我倒了一杯茶说:“您且待他慢慢的告诉你”

 

曾师傅十几岁时,初中没读完,就到北碚地质所的化验室当学徒。抗战胜利以后,正直豪爽的他看不惯国民党的黑暗腐败,便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碚区支部,他有文化,每次支部会议、活动时他负责记录,支部做什么决定也由他执笔拟定;支部的一些文件、党员名单都由他保存。怕被敌人发现,这些东西平时藏在农村他岳父家的楼上的米箩筐里。

1948年底至1949年,敌人作垂死挣扎,大肆地搜捕我地下党员。党的很多地下组织被破坏了,许多革命同志被捕、被杀害。老曾觉得那段时间风声紧,周围好几个同志已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他没有来得及请示,就跑到岳父家将米箩筐中的机密文件和党员名单统统烧掉了。第二天他也被国民党抓走了,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在这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难保革命同志中不会出现个把软骨头,被叛徒出卖也是难免的。遇到危急时刻迅速销毁党的有关资料,便是对党的机密和其他同志的最好的保护。

被捕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老曾只有一句话:“我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别想拿我的血去染你们的顶子!”

尽管敌人没捞到任何油水,还是把老曾从北碚看守所赶往重庆歌乐山渣滓洞关押。他知道能从渣滓洞这里活着出去是不容易的,时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敌人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咬紧牙关,缄口如瓶,始终不提供一丝一毫的任何信息。敌人既没证据,也没人指认出老曾是地下党,不久他就被释放了。实际释放的缘由,后文有叙)

他出狱后到处寻找组织和同志,但始终没有找到。很快在1949年11月贵州和重庆先后几天相继解放,他由重庆北碚地质所转往贵州的地质队从事化验工作,其间他又曾回重庆找过几次,仍然没有取得联系,连一个认识的党员也没找到。参加贵州的工作后,履历表上仍填写的是共产党员,但证明人一栏一直空白。

肃反、整风反右、反击右倾……每次运动,老曾都实事求是地向组织清清楚楚地交代了这个过程。但每次组织上派人外调,都因没为他找到证人而搁置。

有的人就推想:能从渣滓洞里活着出来的,不是叛徒那是很难的。就这样“叛徒嫌疑”的无形帽子,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扣在了老曾的头上。 

由此接踵而来的下放、劳动改造、批斗、进牛棚……等等磨难,一个不断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来自自己革命阵营的利剑、组织上的怀疑、同事们的恶言秽语,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

有时他也想不通: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一颗红心掏出来给组织、给同志们看看呢?何时才是个尽头呢?相信群众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他在劳动中,就想用更多的汗水冲洗着自己心头的苦闷。在化验室里,技术上也只有老曾能拿得下来。只要生产任务一紧,领导马上就把正在劳动改造中的他叫回化验室:“先完成任务再说”

老曾总是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夜以继日,简直是个工作狂,有很多时候吃饭也是师母亲自给他送到化验室的工作间。凡经他的手做出的化验结果、大样报告,质量和准确性都过得硬。多数成果被上级单位评为优秀,老曾也被队上经常评为先进工作者。可他头上总也甩不脱那顶“叛徒嫌疑”的帽子,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压得老曾实在是喘不过气来。一涉及到提职、调级、评职称……就被这顶“叛徒嫌疑”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所卡壳,但他还是毫无顾忌、任劳任怨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那个年代,“屁股”上有“屎”的人,最难过的是清理阶级队伍一关。老曾应该说不属于这一类人,可渣滓洞这一段没法弄清,也始终是个大问题。工宣队、造反派抓着不放,对老曾进行刑讯逼供,非要他说说是怎么叛变的?出卖了几个同志?……。没完没了的提审和熬鹰似的体罚,他真有点受不了了。

常常自己一个人在想:还不如死了好呢!”

几次都想走向绝路的他,反过来一想:如果自杀死了,本身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本身就是叛党的行为。不能死!坚持地忍着!我应该想办法帮组织上搞清楚。”

他想到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同志:罗同志对渣滓洞那么了解,他应该知道北碚支部同志的下落吧?华子良能为我提供出点线索吗?”

但那时全国到处都在武斗,当然他也没能敢去找,如果找到罗广斌的话怕是情况更糟,因为那时罗广斌同志也正陷入“叛徒”的牢笼难以自拔。就这样,又是不清不白地被工宣队宣布停止了老曾的党籍(党章上没这么个处分,也算是工宣队的创造)

1978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拨乱返正、落实政策都没有解掉老曾的精神包袱和彻底得到名誉的落实。

“何时才能拨云见日啊?!”老曾几乎失去了信心。

这时北碚区党办组织健在的老党员正在编写北碚地下党革命斗争史,当人们凑在一起回忆北碚支部的骨干时,几个人都提出了当时支部中有一位工作积极、立场坚定、能写会说的曾吉祥同志,同时从档案中还找到了解放后党组织给老曾所做的鉴定书……。 

党组织给曾吉祥同志的鉴定书是这样写的:

“曾吉祥同志,革命意志坚强、勇敢机智。被捕后虽被国民党反动派百般折磨,但仍保持严守党的秘密,英勇不屈地保护了同志、掩护了组织。该同志是经党组织通过内线关系从渣滓洞保释出狱的,曾吉祥同志不愧为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

解放后,活下来的支部里的同志为了祖国的建设都各奔东西了。至于对敌斗争的情况,党组织为每位党员都做了具体的鉴定,鉴定书转往各位同志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这种为同志认真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可给曾吉祥同志的鉴定书,也因不知老曾的下落而只得暂存在重庆北碚支部的档案里。

看到老曾的鉴定书,有的一直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想到这个老曾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如在的话日子也不会好过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最终集中到一点:先找到老曾是当务之急

打听来打听去,有人耳闻老曾可能在贵州工作,具体地址不详。区党委立即决定,派出当时与老曾同志同一支部的几个党员去贵州寻找老曾。

来的同志住在贵州饭店,那几个老党员那时都已是厅、局级的离休干部了。他们先到省委组织部去查了三天没找到、又到贵阳市工委询查也没找到,来的人便有点心灰意冷了。

那天傍晚工作之余,他们去黔灵公园散步,在公园的门口碰上了已退休的地矿局宣传处长周述芝,他们是重庆大学的同学,互相认出后高兴的不得了。周处长赶快把几位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坐,听说是到贵州来找一位叫曾吉祥的原北碚区支部党员,把如何大海里捞针地寻找,但仍是杳无音讯的结果告诉了老周。

周处长带有一点猜测不定地说:“我们局倒是有个叫曾吉祥的,确实是北碚人,他是搞化验的,快70岁了。”然后又询问了曾吉祥的面貌、个头、音质等生理特征。

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双方的认真仔细地特征比对,确定他就是要找的曾吉祥同志。

几个人高兴的不得了,当场商定:“明天由周处长带着来人去找地矿局党组,详细地向党组领导汇报这个情况,并请示必须马上面见曾吉祥同志。”

次日,局党组领导听了来人的述说,看看北碚区党委的介绍信和给老曾的已经发黄了的鉴定书,当场提议:“建议恢复曾吉祥同志的党籍,并一同驱车去105队,向队党总支说明这一情况,并尽快通知老曾同志。”

那天下午,老曾远远地看到队党总支书记、组织科长带着几个人朝他家的方向走来。老曾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便迎出门来,还没开口他就认出了北碚支部的同志。

近四十年末见面当即互相都喊出了对方的姓名,于是相互抱成了一团。老曾泣不成声:“我找了你们一辈子也没找到,今天你们到找上门来了,这不是做梦吧?”

大家落座后说明了来意,由局党组书记将那份珍贵的鉴定书递给老曾。

当着队党总支书记和组织科长的面宣布:“从即日起,恢复曾吉祥同志的党籍,局组织处文件随后立即拟定发出!”

北碚支部向老曾介绍了那几年的情况:“你被捕后,考虑到文件、名单都在你家中,怕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上级通知我们支部所有的同志连夜投奔到解放区去,交通站也关闭了。解放后,张二娃我们五个参加了志愿军入朝作战,五三年只有我们三个活着回国了,罗老幺他们三人跟随着刘邓大军入藏去了。”

老曾一家人高兴得拥抱、痛哭,老曾嘴里重复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给我带来了第二次政治生命!”

老曾边哭边说边从抽屉里提出一个旧岩样袋,哗啦一声倒了一桌子,原来是从停止党籍起他每月的党费,分别用曲别针夹上再附张纸条“某年某月曾吉祥的党费”,组织科长通过清理,一个月也不少,便当场为老曾开了党费收据。

从那时起,老曾真的解放了,逢人便打招呼,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腰杆也挺直了,头也抬起来了。

 

“你回关岭后,把我的情况给112队党委汇报一下,让我们大家一起高兴吧!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不会错的!”老曾对我说。

就这样,老曾急急促促地给我说了一个多小时。

从老曾的脸上看到的泪水,那是失去党组织后,备受敌人的折磨而憎恨的和经同志们猜疑长达近四十余年的苦闷的泪,更是找到组织以后倍感喜悦和欣慰的泪。

迟到的鉴定,让英雄的泪终于流了出来!

(编辑: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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