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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17世纪后期朝鲜半岛诗话对中国诗歌的认识管窥
地理文学系列研究： 17世纪后期朝鲜半岛诗话对中国诗歌的认识管窥
——以金万重和洪万宗的诗话为中心
徐慧榕
摘要：17世纪后期对于中韩来说都是思想动荡的时期，因此研究这一特殊时期韩国诗坛对中国诗歌的理解和评价既能够对研究中国诗歌有所价值，更可以反映出特定时代中李朝文人的文化心理。本文通过研究其时的李朝文人金万重、洪万宗的诗话中对于中国诗歌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和看法，如李杜优劣论和唐宋高下论及与中国诗学理论的契合共通之处，窥一斑而见全貌，分析金、洪二人深受儒释道交织的影响和对于性理学的克服。
关键词： 金万重 洪万宗 李朝 诗歌
前言
17世纪后期的朝鲜社会，社会各阶层矛盾尖锐；思想上，开始出现的先进的北学派和西学相继给朝鲜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而此时的中国也正处于风云板荡，明清易代之际，代表正统朱子学伦理文明的明王朝已被满清的武力所征服，传统儒学浸染下的汉族文人面临着是反抗抵制还是逃避隐遁，又或是迎合参与的抉择。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朝鲜李朝的上层统治者和文人集团，李朝的文人对于满清统治下的中原文明也明显的呈现出认同与否定的交织与论争，“朝鲜人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过分讲究名分，认为只有汉族所建立的王朝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对于这样的国际形势，朝鲜人具有强烈的危机感，认为东亚的政治秩序被完全破坏了”。1因此，十七世纪后期对于中朝两国来说，都是价值观念激烈震荡，文人心理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朝鲜著名的文人如金万重、洪万宗等所著的朝鲜诗话中对于中国诗歌的认识和看法是具有明显带有这一特定阶段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
金万重（一六三七—一六九二），字重叔，号西浦，显宗朝进士。创作了小说《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等著名的小说，其中《九云梦》的出现，标示着韩国长篇小说时代的开始。其诗论散见于《西浦漫笔》，历年来学界对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研究众多，成果丰硕，然而对其诗歌理论，在韩国文学史著作上并没有展开①。洪万宗（一六四三—一七二五），字于海，著有《东国历代总目》，《诗话丛林》等，其诗论主张见于《小华诗评》、《诗评补遗》，其诗论“精而稳，博而赅”，“有新必采，而尤精于取舍。譬若评花上林，红紫自别，考牧沙苑，駑骐莫逃。使人读之，手不欲释。”2 二人的诗话同时产生于十七世纪末，《西浦漫笔》涉及中国诗歌条目较多，《小华诗评》则重心是论述本国诗人，而处处以中国诗歌为参照，从而挖掘本国诗歌的风雅意蕴。
作为汉文文学的代表，文化的“同源”使他们的诗话中对于中国诗歌的深刻剖析并不比其时的中国文人落后，却也因跨文化的“他者”眼光而使其值得关注。当然对于中国诗歌的认识与看法他们各自又同中有异，因此两人诗论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注：①韩 赵东一《韩国文学论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韦旭昇《韩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李岩、俞成云《朝鲜文学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都未涉及金万重的诗论；韩 赵润济《韩国文学史》社会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韩 李家源《韩国韩文学史》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都只略有涉及。
一、与中国诗歌的关联
金万重和洪万宗的诗话无论是编排体例还是阐释方法上都有很大的特色。金万重的《西浦漫笔》随意点染，时间跨度上从新罗、高丽到李朝，从唐宋直论明朝，来回自由，却无编年体例；地域上从朝鲜跳跃到中国，亦无国别意识；人物上从文人直到娼妓，却也无身份区分，充分体现了“以资闲谈”的诗话传统。阐释方法上采用以诗论史、以意逆志，颇能对诗歌同情地加以理解。与之相对，《小华诗评》的体例安排与人物选择更为整饬，诗评意识更加自觉，“凡吾东方所称诗者，无不博求”、“先观立意之所在，次察造语之如何，终又协之以格律”，从先帝王贵族再到僧侣、贱人、妇人、羽客等，风格也显得严肃、缜密。
两部诗话都“具有欧派气质，善于论事而采用语录体、随笔体、史论体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道出了精辟的诗识”。3 两部诗话或通过直接品论中国诗歌，或品论中国诗论观点，或进行韩中诗人的比较或追踪与中国诗的渊源来阐释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认识。对李白杜甫优劣、唐宋诗歌高下及中国诗歌技巧的认同方面都有独到的论解。
对李杜诗歌的认识
李杜诗歌优劣论可以说历来是后代学者争论的焦点，各派或扬李抑杜，或崇杜贬，到最后基本形成二人各有千秋的观点。南宋严羽对李杜作了公正评价:“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深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曰：“太白以天才胜子美以人力胜太白光焰在外子美光焰在内。”
在朝鲜诗坛上也同样存在对李杜诗接受的不同态度，和由偏执走向客观的过程。金、洪生活的时期朝鲜诗坛对杜诗情有独钟，所谓“杜甫文章世所宗，一回披读一开胸”，或只是因为杜诗章法易学，李诗飘逸难以把握，与金、洪同时代的文人李植( 1584- 1647) 写了一篇仅一千余字的《学诗准的》 ，在书中指出“李白古诗飘逸难学, 杜诗变体,性情词意古今为最。”
但是金万重对于李杜的评价却异常公允、冷静与宏观，李杜并重，“宋人尚韩诗，多以为胜于李、杜，故其弊至此”，他也适当为李白辩驳，《西浦漫笔》云：“王介甫选四家诗，以杜为首，次欧韩，以李为末，其怪拗如此。”他充分肯定李白诗中的忧深与忠愤之情，“而今观‘剑阁峥嵘’以下，其忧深，其语切，忠愤隐痛之意喷薄于文字间”，与中国诗坛完全不同，相对于中国文人认同李白浪漫豪放、清新自然的诗风，他反而在李白诗歌中撷取诗中现实主义的一面。再比如“李、杜齐名，而唐以来文人之左右袒者，杜居七八。白乐天、元微之、王介甫及江西一派并尊杜。欧阳用叔、朱晦菴、杨用修右李。韩退之、苏子瞻并尊者也……诗道至少陵而大成，古今推而为大家无异论，李固不得与也。然物到盛便有衰意，李如花之始开，杜如尽开，夔后则不无离披意”金万重在充分肯定杜甫的同时，也全面地对其一些作品进行否定。他能够从整个诗歌流变规律的宏观视角来评价李杜。他认为诗到李白是极盛，杜甫承担的是由盛转衰的角色。当然这一切都是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演进，无所谓优劣，他的观点堪称高屋建瓴；同时他对于杜甫在夔州的诗歌略为批评，具体可以通过“声满天地，众乐皆废，老杜之于诗是也。如右丞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杜集何尝有此语”、“窃谓自古文章大家只有四人，是皆具四时之气也，子美之夔后，皆秋冬之霜雪，谓之不佳则固不可，为之反胜于《离骚》《九歌》、《出塞》、《吏》、《别》，吾不信也。”这两则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金万重更喜欢王维那种自然、灵动的诗风，而杜甫晚年寓居夔州两年，在诗歌音律、字句上下了很深的功夫，这种诗风可能不受其偏爱；同时，他更看重杜诗安史之乱期间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人民疾苦的一面，“少陵纨绔不饿死，宋人极称之，而殊不知其好处。此与昌黎《上宰相书》相似，平日倒海拔山之气，不知向何处去，殆为饥火所恼也。”这两点与中国诗坛完全不同，中国诗坛普遍赞赏杜甫的夔州《古柏行》、《诸葛庙》、《咏怀古迹五首》诗一系列精工的作品，被称作是“诗中之理学”，老年的杜诗风格更加波澜老成与浑厚，同时与前期的诗史，即充分反映当下社会现实不同，这一时期的杜甫着眼于时空的永恒和历史的沧桑，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叩问，学习杜诗这种内在的哲思在中国诗坛上影响很大。
与金万重稍有不同，洪万宗大体上也是李杜并重，如“不及于王维、李白之倍增神彩远矣”，但同时，他却不断为杜甫辩驳，“昔敖陶孙评论汉魏以下诸诗，至杜甫则曰如周公制作，不可疑义。”再如《诗评补遗》：“玄翁《晴窗软谈》曰北海之雄出子美上，又曰王勃之《秋夜长》、卢照邻之《长安古意》，‘太白则优为，子美恐输一著’，无乃其予夺太过乎耶？”对于乐府歌行，中国诗坛公认的是李白优于杜甫，但洪也要为杜甫争取。
与金万重倾向于诗歌的自然与反映现实的平实不同，他看到了杜诗雄的一面，这一点与中国诗坛是一致的。可以断定，他对杜甫夔州以后作的诗必然是赞扬的。对于别的朝鲜诗人批评杜甫，他也不以为然，“《芝峰类说》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与上句不属云。是大不然……唐子西云不过四十字耳，气象宏放，殆与洞庭争雄，岂不信哉！”对于杜诗音律方面，他也深表认同，“拗体者，律之变也，当平而仄，当仄而平，如负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杜诗)等句是也。”
在肯定李杜诗歌的同时，他们也不盲从，“李杜固是诗家千载之祖宗，安得篇篇什什，句句子子皆可谓珠玉也”，这一点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对唐宋诗歌的认识
唐宋优劣论与李杜高下论有一丝半缕的联系，那就是唐音之中有下开宋派者，宋调之中亦有上承唐音者。但是这只是支流，因此宏观上对唐宋诗的特征的认识依然必要而有学术价值。
中国文人对唐宋诗各自的主要特色有精辟的概括：“唐诗以意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同样，朝鲜对唐宋诗也有不同的接受。金、万二人生活的时代使得他们对唐宋诗的态度颇值得注意。其时，清代的诗话还没有传入朝鲜李朝，再者是受明代的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尊唐论的影响，朝鲜李朝宣祖、肃宗年间延续着尊唐色彩。4因此，尊唐肯定是毋庸置疑的，是金、洪二人诗论的大背景、大语境。但是，巧的是，金、洪二人又刚好处于朝鲜汉文学发展史上由李朝前期文风向李朝中期文风过渡的时代，而自高丽末至李朝前期，朝鲜诗坛上一直是尊宋的，苏东坡、黄庭坚都颇为朝鲜文士喜爱，“高丽文士, 专尚东坡, 每及第榜出, 则人曰: 三十又东坡出矣。”仔细分析金、洪二人的诗论，不难看出其中具有受到先朝的宋风余绪的影响。
金万重由于自身喜欢自然生动的诗风，故其宋诗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对江西诗派的批评上，江西诗派崇尚瘦硬风格，常用冷僻典故、稀见的字面，务求争新出奇，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金万重准确地认识到这是取自于韩愈，“宋人尚韩诗，故其弊至此”，“夫学眉山而失之，往往冗陈不满人意，江西之弊尤拗拙可厌。而他对于宋代其他一些诗人则不乏赞扬之辞，如“东坡和陶诗，自是奇语”，“李奎报不喜梅圣俞， 盖以其覩深清省，与己之饱满豪宕正相反”，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诗人于古人之诗所尚各不同，亦可见其才识”，他觉得真正的理想状态是“采拾唐宋，融冶雅俗，号称尽美”。
洪万宗师承郑斗卿，受到了郑斗卿尊唐文学观的直接影响。赵钟业先生指出：“芝峰之诗话一言以蔽之：强调唐诗。是以‘逼唐’‘唐调’‘盛唐韵’‘近唐’‘非唐’等语往往有之。”5 在《小华诗评》中，“似唐”“逼唐”“唐调”“正唐”等语比比皆是，明确表现出尊唐的诗歌批评标准：“李仁老诗……酷似唐家。”“荪谷李达尤长于七绝，殆逼唐调。”“余观石洲……辞意极其天然，无让正唐人。”“木川道中诗……极逼唐家。”“木川道中诗……极逼唐家。”
洪对于宋诗隐约是有批评的，但是他也不是一味地尊唐，“至于宋，修润之而已。汉草创也，魏守成也，隋志治也，唐文明也，宋理效也。”短短一句话，概括了汉诗从西汉到宋的历程，他认识到唐诗，这座山峰既是宋人学习的典范，有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只能“理效”也。同时他说：“丽朝规模大而近宋，我朝格调清而近唐，唐乎，宋乎，观者若定其唐宋，则丽朝我朝优劣自判也”并没有明确表示对宋诗的不满。至于“鱼诗造理精深，莺诗运思纤巧，各臻其体，无甚上下，但格皆堕宋矣”、“崔孤竹始终学唐不落宋格”其实并不是对宋诗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李朝以来，几百年间崇尚宋诗的单调产生的厌倦。
同时，可以看出，包括洪万宗在内的一些文人对于唐、宋代的诗风认识与中国本土诗学话语中对宋诗的认识是不同的。对“规模大”与“格调清”的理解可以的理解可以参见李朝文人金颐叟的话：“高丽诸子词丽气富，而体格生疏；我朝著述辞纤气弱，而义理精到”，在他们的眼中，更加注意宋诗中外向的而不是细致内省的诗作。
“近世豀谷、泽堂、东溟三人,并称当世哲匠,论者各从所尚优劣而轻之，甚无谓也。盖文章之美各有定价,岂以好恶为抑扬乎”，金、洪二人这种因人而异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诗论家的严谨，这是连与他们同时代的很多中国文人都达不到的。
细究他们对唐宋诗态度的原因，会发现《小华诗评》创作于显宗十四年（1673）而《诗评补遗》，《西浦漫笔》大体创作于同一时期，分别为肃宗十七年（1691年），肃宗十八年（1692）年。而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还是处于宗唐时期，所以《小华诗评》会大量出现“唐音”之类的词，但到了十七世纪末时，整个诗坛已摆脱唐宋，朝鲜文人的主张转向自我发见，推求真心，所以《诗评补遗》、《西浦漫笔》才会惊人的相似，都主张因人而异，《补遗》几乎没有出现“唐音”一类的词，摆脱“唐音”的束缚也就可以理解了。
与中华诗歌理论的契合
金、洪二人对中国诗歌的评论，很多体现了他们与中土文人诗歌理论、审美观上的共同取向。
在诗歌创作上，二人都极力主张创新，即中国文论“文章最忌随人后”。《西浦漫笔》说王世贞的《十八罗汉赞》“尽避东坡所用材料，别出机杼”、“频采元明人佳句丽什…而用此自累，使人篇篇致疑，句句索瘢，亦可叹也”。洪《补遗》更是提到“不易其心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脱胎法”与黄庭坚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相呼应。他还通过把朝鲜诗句和中土诗句一一对比，列举出大量剽窃的例子表达“诗家最忌剽窃，而古人亦多犯之…夫自出机杼，务去陈言，其难哉”的无奈。
在诗歌的品味上，与中国诗论历来强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追求外露灵性,内蕴真味，清远的意境相同，他们都强调诗歌要有韵味。金万重特别重视诗歌的品格与气象，他比较排斥格律要求苛刻卡的近体诗歌。6 洪万宗则多次提“诗之所谓有神助者，‘池塘生春草’，千古脍炙，盖出语天然自得，造化之妙，议论安能到也”、“昌黎之诗有无穷之味,而用意之精深也”“凡为诗，意在言表，含蓄有余为佳，若语意呈露，直说无蕴，”中国诗论中也强调言在意外，这样的诗歌才值得涵咏，严羽《沧浪诗话》云：“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
洪认为这种意蕴的生成是靠天的，是灵感爆发和凝虑的瞬间的无意识的状态。“诗非天得不可谓之诗，得于天者……譬如剪采为花，非不烨然，而不可与语声色也。”“石洲诗格平淡雅意者，其得于天者耶！”中国唐代皎然也认为作诗需要灵感，“宛如神助”就会“佳句纵横”，写成以后又能不露斧凿痕迹，“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挹翠诗天才甚高，犯天工。容斋曰：‘其诗出人意表，自然成章，不假雕饰，殆千古稀音’”，洪多次用到“得之天”，这可以用中国文论中的“化境”来解释，就是造型写物,自然纯真,天然去雕饰,达到随物赋形的融通。
他进一步指出使诗歌具备这种意蕴的前提一方面是诗歌要缘情而发，“诗咏性情，性情之得其正，则发为诗者亦《三百篇》之流耳”，情要真才具有打动读者的力量。当然，这种情也可以是不平则鸣的情感，“而皆能诗……才之不限于贫贱如是。诗穷而后工”，人只有在困窘的时候才会有浇心中块垒的欲望，才能与处于相同境遇的事物产生共鸣。另一方面是要努力下苦功夫钻研学习，“自古诗人吟咏之间，未尝容易。唐诗云夜吟晓不休，又云两句三年得。或有手作推敲，或有闭门觅句。虽至小诗，必用意精深。”灵感不是突然产生的，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需要丰厚的学识做积淀，只有“源深”了，才能够驾驭各种不同风格的诗歌，“欲奇而奇，欲淡而淡。”
在对待女性诗人的态度上，《西浦漫笔》说朝鲜著名妓女黄真伊诗“颇拙，以其妇人之诗，故人或传诵”，相似的是宋人王灼对李清照的评价：“作长短句能曲折人怠，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二人都对女性诗人不太重视，讽刺有加。但金唯独对许兰雪轩赞叹有加：“兰雪轩许氏…功夫不及玉峰诸公，而彗性过之，海东国秀惟此一人。相较之下，《小华诗评》对女性诗人却是非常欣赏的，“古之妇人能文者，曹大家、班姬以下不可殚记…诸篇各臻其妙，自是闺房之秀”、“古人才妓能诗者如薛涛、翠翘之翠颇多……语皆工丽。夫娼情冶思之作,有正有邪，正有可悦,邪亦有戒”，而“有正”“有邪”，更是比中国诗论家更加包容和进步，中国文论家也认识到人秉气，气分“阴”“阳”，亦正亦邪，但未运用到诗的本质阐释上,而是更多的用来表示诗歌风格，即“浊气”、“清气”、“齐气”等。
此外，在诗歌风格上，洪万重提出一系列孤高、清亮、豪壮、清切、奇健、秀逸、寒苦、典丽、锻炼等特征，7 说明李朝时期的作品风格论已与中国旗鼓相当，相当成熟；诗歌体例上，金偏好古乐府和文选体，洪尽选近体五七言格律，他们对诗人各自擅长的的诗体进行品评，颇为准确，毕竟“众体皆备”的诗人是很少的；他们还对一些中、韩具体诗歌作品例如李白的《蜀道难》、严羽的绝句等进行考证，议论，能够发中国诗人之所未发，非常老到而有趣。
二、从背离到克服的完成
허순우在分析小说《太原志》时认为该小说反映了中世纪东亚伦理转换下朝鲜的抗争，从而由困惑走向克服的叙事，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分析金万重与洪万宗的诗论思想。8 在二人对中国诗歌的阐发中中，充分体现了性理学与佛道及实学的交织、自我与中土的碰撞，由对丧失生命力的性理学的背离到吸收佛道、实学来克服其弊端，由对中国中心主义的背离到以自我主体的克服，从而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朝鲜诗论的成熟和自立。
（一）儒学与佛道及实学的交织
通过金、洪二人的对中国诗歌的阐发，可以看出他们思想成分很复杂，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他们也许在当时属于“异端”，但同时也是先进的。
儒学与佛道思想
李朝建立，一反高丽崇佛的国策，限制佛教的发展。朴趾源在《热河日记 卷九》中说了李朝建立后“方内名山皆已荒颓，所居缁流皆下贱无赖，名虽为僧，目不识经，不待辞辟而其教自绝，国中原无道教，所谓异端之教，不期禁绝而自不得立于国中”，9 这足以反映佛道在李朝的艰难。而更具体来说，朝鲜世宗时候，加强抑佛，将佛教各宗合并为禅、教两宗；宣祖三十三年（1600），禁举子用老庄之语，因此完全可以说金、洪二人是“异端”，通过参悟佛道，来消解背离性理之学带来的困惑。
金万重有着“诸多思想的涉猎”和“多样性的追求”，10这其实是有深刻的原因的，类似于中国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王阳明从来没有背离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从宋发展到他那里时，其实已经杂糅吸收了佛教智慧，金万重其实面对的也是发展、变异的儒学。11 金万重自己声称“以儒为主，助之以佛”，他背离的只是已经异化了的性理之学，但对于儒学本身却依然是坚守的，这从前面论述他对杜甫的忧国忧民的诗句的赞赏可以看出。金万重他的佛教思想其实最典型的代表是他的小说《九云梦》，和《红楼梦》类似，在小说中他描述了杨少游与八位美女之间坎坷曲折的爱情经历，最后都归于梦，现实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四大皆空。在对中国诗歌的解读中，也能反映出其佛教思想，例如他对王维冲淡闲远的诗风多次称赞，而王维恰恰因为诗中有禅境而被誉为“诗佛”，同时他用禅宗的五欲来解读《莺莺传》，认为“微之之负崔，色欲为名宦所掩也”；他还把《传灯录》中佛法传授的真谛运用到分析王世贞的诗歌对苏东坡诗歌的缺点的克服，“佛法不是小事……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法…以此观之，则弇州或过于坡者，乃所以能代兴也”。
与西浦尚佛相比，洪万宗又同时受到道、仙的影响5他自己的病苦，仕途的不顺，父亲的获罪一系列的打击都使他的人生观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郑斗卿也崇道，所以他醉心于道家丹学的奇行异迹，12 表现在对中国诗歌的评论就在于他对于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的灵异事件的关注《并称该诗“神妙”，再如他把孟浩然“不才明主弃”以诗而穷，与高丽诗人以诗而达，得出“都在其命数耳”，把谢灵运和杨徽之的自然不雕饰的诗歌称为“有如神助”，归于天命，也就是归于衍化万物的最高存在——道。再如，他认为“诗焰过高，浮华太多，反伤于巧，未若唐家天机自发，浑然成实也”，他还通过白居易老妪解诗说诗歌应该“不求渊深，不用隐语，但令句作柔软”，“神妙”“天机”、“柔软”等也都是道家老庄的审美范畴。
实学精神的体现
这一时期李朝党派林立，分成西人、南人、老论、少论各种派别，各派别纷纷以书院为依托，极力辩论争执，陷入长期的党争之中。李滉、李珥两派围绕四端七情之说及其与理气之关系展开了无谓的纷争，使性理学沦落为脱离实际、空谈性理。然而，此时的现实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使朝鲜承受着政治与经济的破坏，腐败现象严重，两班士大夫和农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但商品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13 加上受到清朝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时代呼唤着经世致用、利用厚生
的学说。 金万重、洪万宗的评论相关中国诗歌的诗论中正体现着对于此时的性理学的突围和背离，走向务实的风格。
首先，他们提倡性情说，同时认为理与趣并不矛盾。 “真情”、“感动”贯穿着他的诗话，表现在他“动天地。通鬼神，不独中华也”和对《离骚》忠君的认同。14《小华诗评》说：“文章理学，造其阃域，则一体也,世人不知便做看两件物，,非也。以唐言之,昌黎因文悟道”，可见他提倡的道与韩愈的“道”是一致的。韩愈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受孟子的影响很大，他的道是“配仁与义”的，是现实的道。这是西浦针对当时辞章派深受江西诗派影响讲究炼字炼句，道学派一味说理的回应。
在真情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民生、现实政治的关注。金万重列举了杜甫的“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等诗句，认为其“指斥先朝当宁事，无所顾忌”，后人不应该指责他擅自议论实事，然后他联想到朝鲜文人，“丙子胡乱，何可诱以天数”，他认为朝鲜社会的动荡正是由于缺乏像杜甫一样敢于担当的文人。
其次，在方法论上注重考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西浦漫笔》详细考察了中国的许多诗歌，包括对具体的作品的考证、推理，如韦应物的《横塘行》一个字的考证，对李商隐的“或笑张飞髯，或笑邓艾吃”中张飞髯的好奇，也包括把一类诗歌放一起，发现其中的哲理，如把后唐秦王、柴世宗、汉高祖、元顺帝的诗放一起，得出兴衰非由诗的结论，把寇准《春日登楼怀归》和朝鲜诗坛上类似诗歌联系起来，得出“古人以诗验人之穷达”的结论。《小华诗评》也同样如此，最典型的例如洪万宗把朝鲜诗人成独谷和杜甫，姜通亭和黄庭坚，挹翠轩和欧阳修，李容斋和顾况等具体相似的诗句一一考证。
（二）自我本位与中土参照的融合
对于李朝诗论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价值，金、洪二人体现着对学术责任的担当，一方面表现为高度的诗歌自信，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诗歌客观地审视，实现了去中心化的操作与主体性的增强。
鲜明的自立意识
《小华诗评》的书名便有“朝鲜乃小中华”之义。这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对于李朝才是儒家伦理文明的发扬者，也是对于刚建立不久的满清王朝的排斥与回应，十七世纪的中叶，朝鲜朝有不少人笃信“胡无百年之运”，这可以通过与二人同时代的朝鲜使臣麟坪大君的《燕行纪行》看出，书中的满族人是不懂“礼”在两部诗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都没有选取一首清代诗人的作品，《西浦漫笔》更是大量评论明人诗歌并赞美有加。要说当时他们不知道明季清初的诗人应该不可信，因为一六五○到一七○○，可以发现李朝与清廷之间的交流丝毫没有中断，少的一年一次，多的一年好几次互派大规模使团，文学、政治上的交流不可能中断。金、洪二人对于丙子胡乱更是有所提及的。金万重开篇就由杜甫联系到丙子时期的文人，洪更是直接认为“三纲已绝国随倾，忍背神宗皇帝德，何颜圣祖大王庭。宁为北地王谌死，肯做东偬贼检王…”、“我忍独留看丙子，公能先逝守崇祯…”这些诗“语甚慷慨”、“长歌之哀甚于痛哭”。
另一层意思，则不是局限于清廷，而是相对于整个中土文化来说的。“东方诗学始于三国,盛于高丽,而极于我朝。自占毕至今日,亦数百年,文章大手相继杰出,前后作者不可胜记”，他们认为朝鲜诗坛比起中土丝毫不逊色，为此他们从各个方面讲中韩诗歌对比，如《小华诗评》列举了朝鲜的诗歌对“中国地名皆文字，入诗便佳。如‘波撼岳阳城’等，而朝鲜“皆以方言成地名，不合于诗”的观点的反对，“陈言务去，诗家最忌剽窃”，主张对中土诗歌的亦步亦趋，用同时期的诗人许绮的话说“吾惧其似唐宋,而欲人曰许子之诗也”，他们对于自我独立诗格的建构式迫切的。“松江《关东别曲》 和《前·后美人歌》 乃我东之《离骚》，各因其言而节奏之,则皆足以动天地通鬼神,不独中华也。”可见，他们从理论到批评实践对中土和李朝的诗学关系的两种模式冲击---反应模式、中心主义模式是批判的（前者即朝鲜诗坛是完全受中土影响的，后者即中土诗论是最高的标准），有明显的民族文学的主体觉醒,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这是由于洪、金等朝鲜文人民族文学观的体现，则可能看低了他们。金万重对“他者”眼中的中国诗歌有精辟的阐释：“孟子谓公孙丑曰：‘子诚齐人，知管仲、晏子而已。’我东文人皆有此病，往往以东方之诗比于宋明。此如人之看山小，山近而大，山远则未必不以小山为高。凡以东方前辈诗比于中华者，见识又在其下故也。”这段话与同时期《星湖僿说》说的: “今中国者, 不过大地中一片土。”类似，从文学自身规律和理论上深刻阐释了为什么不能一味以中土为比较，因为这中间有一个“误读”，而这个误读是必然存在的，认识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他者性商榷，由此，他对比较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一点实在是超前的。
2、包容的学术情怀
“所谓国文学不能不警戒从空洞地固陋,排斥他民族感情中陷入自我陶醉的观念论。国文学也是一般世界文学的一个地区的现象,要懂得文学是作为人类共通的生活反映,何时何地都要从冷静的科学的立场出发。” 洪万宗的诗论分成“传统的印象批评”和“比较文学的源流批评”， 是平等论与个性律主唱的结合。16做到真正的平等，不是一味过分拔高朝鲜诗歌才叫平等，相反以包容的心态，正确评价中土的诗歌，才叫真正的平等，而洪、金也做到了这点。《西浦漫笔》说朝鲜诗人“石洲‘繁华无迹有山河’诗语近不详，诗虽精丽，意致萧索，比之少陵‘细柳新蒲为谁绿’等语，则岂不悬远哉？”洪万宗在比较中国诗人祁顺与朝鲜徐四佳酬唱的相同题材的诗时，认为“两诗俱佳，祁诗似优”，也没有掩饰中土诗歌的优秀。
在相同的文化圈下，相比于当时中国诗坛对朝鲜认识的肤浅，金、洪等朝鲜诗人对中土的诗歌创作及流变是十分熟悉的。其实，出于跨文化影响的焦虑，要想寻求自立，作为“他者”的朝鲜诗论完全可以很大程度地将自己“他者化”，但是，看金、洪二人总是在诗话中，还是频繁拿中土诗人与朝鲜诗人对比，以中土为参照，异质文化的撞击和弥补更多的被通过他者强化自我认同所代替。其实这也是主体自相矛盾的欲望。即“将自我的核心与交流隔离，同时又让自我在此核心被发现并被认可。像捉迷藏游戏一样，躲藏产生快乐，但不被发现却是灾难。”17 金万重、洪万宗所遭遇的他者性更多的不是指外部世界、异域文化的带来他者性，因为朝鲜诗坛与中土本质上是相同的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单指韩国汉文学发展史）的，而是受压抑、自我建构过程中需要背离产生的离心与他者性，但是存在着让他者与自我隐秘的内在空间接触或在此空间中“发现”他者的欲望，所以又存在向心的因素，这也是从背离到克服，不可避免要经历的过程。
因此，洪、金诗论中体现的包容性是自身建构与发展的需要，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诗话的发展“朝鲜诗话虚怀若谷, 它将中国诗话引进到朝鲜, 又将中国诗话输出给日本, 从而形成了东方诗话圈。”18，而往上回溯，早在应神天皇十六年（约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就将儒家经典《论语》传入日本，又形成了另外一支具有特色的诗话道路，开启了中日间接地学术交流史，因此说古朝鲜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不过分的。
要之，“韩国历代不少学者学养丰硕，诗学湛深，往往能提出独特而可取的见解“，19金万重和洪万宗的诗话对于中国诗歌的认识虽然难免受到他们期待视野的影响，但总体来说是客观和中肯的。它们的理论价值在于既能为中国的诗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又能通过比较的视域，发现韩国本土诗歌创作的优缺点，因此是东亚汉文学中不可忽视的诗学理论，值得继续去挖掘和比较。(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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